“用工荒”,简言之,是指农民工短缺现象。农民工真的短缺了吗?这是一种暂时的短缺,还是长期的短缺?其根本原因是什么?我们的政府和社会还能为之做些什么?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记者不敢谬言,深入调研,换换视角,实证辨析之后,所见渐明。
听农民工说“用工荒”
南京安德门劳务市场是华东地区最大的劳务市场。市场办公室主任袁亮介绍说,节前储备了1.5万个岗位,节后每天新增岗位也都在1000个以上,而每天成功介绍的岗位仅有200多人,现场急于招人的老板干着急。
是岗位要求高?记者发现,很多厂家对操作工岗位几乎没有文化要求,只要身体健康、肯吃苦即可。
是工资待遇低?几乎所有岗位都超过了1200元,目前最难找的电子操作工、缝纫工岗位的月薪也都在1500元以上。看着市场内摩肩接踵的人群,一位在安德门劳务市场呆了一天也没能招到一名电子操作工的人事经理很是困惑:“现在的农民工,到底怎么啦?”
我们还是听听“用工荒”的主角——农民工是怎么说的。
41岁的老戴,是个有十多年经验的电焊工,他在每家单位最多干一两年就会辞职。春节期间,老戴为了找工作,连滁州老家都没回。他说:“我今年的期望值是月薪2500元。”但他先后接触了4个私营老板,对方开出的月薪没有高于1800元的。对“用工荒”,老戴有个直白的见解:“什么叫‘用工荒’?就是买鸡的找不到卖鸡的;愿卖的找不到愿买的!”
韩俊然,52岁,安徽省阜阳县阜阳镇韩庄村人:“年前在南京迈皋桥一家保洁公司工作,过年没回家,一天50元,包吃住,老板也不错,春节没干活儿,也开工资。两个儿子,一个在广州,一个在新疆,广州的2000多元一个月,消费高,七花八花的,还不如在家种田收入来得实惠;新疆的活儿苦,又不干了。这两天也在找工作,看中了两三个岗位,私人的企业,不放心。虽说今年找工作岗位多了些,可真正适合你的,能干得稳当的,还是不多。你以为‘用工荒’,我们心里就不慌啊?”
在溧水县人力资源市场,23岁的石湫镇向阳村农民陆洋,与3个姐妹一起来找工作。姐妹们是在江宁某电子厂打工时认识的。陆洋说:“电子厂与员工一年签一次合同,超过两年的工人都不会续签,她们就是合同期满后自动离开的。听说是因为两年后要签长期合同,厂家当然不愿意。去年底,厂里有1000多人合同到期都离开了。公司每年都会有很多人离开、很多新人进来。在我们公司,基本上没有超过两年的操作工。”陆洋说:“如果有‘用工荒’,也与一些企业的用工策略有关系。它需要你时就‘荒’,它不需要时就‘余’了!这方面,政府最好要有个调节。”
南京市就业管理中心副主任孙斌认为,用工市场的现实状况,也提醒着用工单位,市场上没有工作的农民工眼下仍然不少,但如果企业能够拿出招城里人的待遇条件来招聘农民工,招工难的现象势必将大大缓解。
由“用工荒”说农民工
“用工荒”的主角是农民工,这农民工倒底咋的啦,屡屡掀起“用工荒”潮?
事实上,尽管被简称为“民工”的农民工称谓问题上仍未有定论,但是,如今的“民工”,已经不可与过去“有活儿就干”的“民工”同日而语了。且看记者采访的几个新生代农民工,是怎么看待自己的。
张家富,南京六合区雄洲镇星河花园村人,20岁,在职校学的是机电,今年毕业:“要找个1800元左右的工作,包吃包住的。有个老板让我去电子厂做仓库管理员和检验员,都不愿意去,和专业不符,没什么发展空间。班里有三分之一的是外地的,大多数都是农村人,都不愿意回老家,都想在南京定居。我们同样有手有脚有脑袋,凭什么我们就不能像城里人一样在城里呆?”
张涛,安徽霍邱县河口镇人,24岁。他说:“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有七、八年了。去年帮人家干电焊,100元一天,包住不包吃,一天一包红塔山香烟,一个月花销200元,上网一个月花500元。去年老板签合同时,玩文字游戏,少发我1000元,一气之下不干了。没工作也不想回家种地给人看不起。城里消费高,收入低了混不过去。可城市人不管你学的什么,老把你当粗壮工对待,总拿老眼光看人,这哪儿成啊!”
听听,农民工的就业观念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用工荒”的背后,新一代农民工不仅在经济待遇上有了比他们的父辈更高的要求,在政治地位、社会地位、权利意识、人格尊重等方面也有了更明确而渐趋强烈的要求。同时,他们还会充分利用人口流动门槛不断放宽的机会,寻求经济待遇更高、人格受到更多尊重的地区、行业、企业去劳动、去挣钱。
胡小姐是无锡一家民营职介所的工作人员,她告诉记者,每个月的大型招聘会,总会有几个熟面孔来求职,看到收入高的工作岗位,不但自己应征,还联系老乡共同“进退”。有些人明明两三个月前刚给他介绍了工作,却依旧到处参加招聘会。只要工资月收入差个一两百的,他们立马就跳槽,而且不少还是拉着老乡、亲戚集体跳。
“虽然只有一两百元的差别,但既然已经出来了,到哪里不是打工,当然去钱多的。”在无锡打工的小吴告诉记者,年前因为老板不肯放长假,所以一气之下就辞职了,春节里几个都在外地打工的老乡碰到了,就留了各自的手机号,商量好了,只要谁待的公司待遇高,立马就向谁靠拢。
与农民工打过多年交道的南京市就业管理中心副主任孙斌表示,如今,新生代农民工成了农民工的主力军。与父辈“有活就干”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明显挑剔,不仅要求较高待遇,更追求工作之外的自我生活空间——很多人不再愿意从事那些经常加班加点、没有保障的工作。目前市场上缺工最严重的就是那些“有活大量招,没活就裁人”的电子、服装企业。
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南京师范大学的顾若君老师和她的课题组进行了长期而细致的跟踪调查。顾若君说,新生代农民工已明显不认同农民身份,只有8.7%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属于农民,20.6%认为自己是农民工,而更多的人把自己定位为工人。这体现了他们权利意识的逐渐增强和对现状的普遍不满。这让他们期待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更优越的工作环境。也就是说,一旦有合适的机会,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跳槽。
应该引起我们各级政府和组织关注和研究的一个问题是,“劳动力红利”时代已经开始慢慢离我们远去,权利时代已经开始到来。无论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还是社会学家所担心的社会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对“用工荒”现象的反复出现,我们所关注和研究的,是不是过多地在“农民工”以外?除了一些经济的策略之外,我们的政府和社会,是不是应该更多地关注和研究“民工”本身呢?
从大学生“就业难”看“用工荒”
朱红,24岁,南京工业大学毕业,是学营销管理的,不想回湖北农村,想在南京找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不能再让靠挣一份苦钱的爹妈不定期的汇那么点钱给她了。上大三时,她就跟其他同学一样张罗找就业单位,去年夏季毕业离校时,还没有个实实在在的着落。后来在一家电讯部门干零工,卖一天卡,挣三餐盒饭钱。有职场招聘她就参加,最后,她找到南京安德门农民工市场。她说:“月薪要求不高,1500元左右即可,包吃包住,不包的话,自己吃、穿上省一省。”
然而,她已经来过两天了,还没有着落。她想不明白,她文化学历比那些农民工高,月薪开价比农民工低,为什么找工作却比他们难?这话一点不夸张。就在她跟记者诉说的时候,旁边职介窗口里的那位女老板,正在跟一个农民工敲定一份用工协议。
这位自称“29岁,姓江,安徽滁州人”的农民工介绍说,他只有初中文化,曾在无锡一家化纤厂工作过,“工资只有2000元,常加班。”此次来南京,是认为省会城市发展空间更大,自己有一技之长,开出的月薪“少于2500不干!”
拥有一技之长再找工作,已经成为很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共识。在南京火车站,记者与一位叫黄瑛的23岁女孩攀谈。她视力只有0.5,说她在南京一家盲人按摩院做健康穴位按摩。一个月能挣2000多元。她很满足。说她的上大学的同学,工作和收入,比她好的不多。“幸亏我没有让爸妈借债供我上大学!”
与农民工短缺的“用工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学生就业难却日益突出。根据一般规律,就业能力取决于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越高,就业能力就越强,反之则越弱。由此推论,大学生的就业情况应该比农民工要好,失业率也要比农民工低。但实际却并未按我们的思维逻辑去形成因果。
为什么一向被认为是“高素质”代表的大学生群体,他们面临的失业风险要远大于农民工群体;为什么我们只看见各地纷纷出现的“用工荒”,却未曾听说过哪里闹“大学生荒”?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用工荒”一现再现的同时,大学生就业仍陷入这种尴尬境地?
究其根源,固然有不合理的教育体制,片面强调学历教育、文凭至上的观念,注重技能、强调实用的职业教育严重滞后等原因,可记者觉得,一个更为现实和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经济结构与人才结构的脱节,二者不相适应。大学生就业难长期存在,“用工荒”现象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一方面说明我们的低端生产模式还没有改变,企业还是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特点之上,可供大学生高层次人才选择的企业数量和岗位并不多。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传统的依靠低廉劳动力成本拼资源、拼消耗、拼人力的增长方式急需改变,完整的现代产业价值链条急需形成。
北京大学一位海归学者认为,一个完整的产业价值链上,劳动密集型产业与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相伴而生,能满足不同层次的劳动力需要。农民工集中于生产制造环节;大学生分布于相对中高端的设计、销售、服务环节等。如果企业只是盯着“制造”,对劳动力的需求,自然只会聚集在一线生产工人身上。
现代的完整的产业价值链条,除了生产,还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市场销售等生产性服务业,可以实现产品和人力资本的价值最大化。而现在这条价值链出现了断节,正反映了许多国内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出口依存度较高、靠订单存活,还处于靠赚资源和劳动力的差价生存的阶段,结构性缺工就在所难免了。
因此,破解“用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并存的难题,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一个农民工荒的问题和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而是要研究和解决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人才的结构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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