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范围来看，流动人口大致有三个阶段，一是先锋阶段；二是家庭化阶段；三是大众化阶段。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流动人口开始迅速增长，现已进入家庭化发展阶段。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民工群体的流动形态正发生着变化：从单一劳动力“独闯”都市，到携妻带子的“家庭化”迁移。专家认为，农民工流动“家庭化”有利于社会稳定，也给城市管理带来挑战。但是，农民工“市民化”正当时，政府应变挑战为机遇，要创造条件让他们转变身份，扎根城市，成为“新市民”。
从“单枪匹马”到“拖家带口”

　　经历7年多的留守生活后，刘银花终于带着孩子来到深圳与丈夫团聚。因为一方面孩子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她可以“解放”出来在深圳找份工作为家庭增加收入；同时，深圳取消借读费的政策也让孩子可以免费随父母就读。算过这笔账后，刘银花一家三口从江西农村“迁徙”到了深圳。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前以就业为目的的男性农民工“单枪匹马”式的流动渐渐向“拖家带口”式的定居性流动转变。而这种流动首先体现在工作年限长、收入稳定的农民工群体中。

　　33岁的申明启来自山东菏泽，在深圳打拼已有10年，现在他已从普通员工晋升为工厂里的中高层骨干，可以领到住房补贴，每个月的收入在5000元以上。如今，父母、老婆、孩子和兄弟姐妹都来了深圳。

　　尽管城市的生活成本高，但这些农民工“移民”的意愿仍然非常强烈。申明启说，他不想再回到菏泽老家，因为那里已经没有他的事业，而且“一家人能在一起比什么都重要”。

　　专家指出，家庭化移民是目前农民工迁移的总体模式，在深圳、东莞等农民工聚集地，甚至可以看到整个村子都复制过来的群落，形成一个亚农村社会生活圈子。农民工在其中可以找到熟悉因素，彼此间有照应。例如一时没有工作的时候不用担心没有饭吃，没有房子住，还有直接的工作信息交流，这样降低了他们在大城市生活的成本。

　　房子和孩子成为越不过的坎

　　曾为城市繁荣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当他们有了移民定居的诉求时，城市当然不能抛弃他们，而是应该创造条件、想方设法接纳他们。然而，安置如此庞大的群体，涉及户籍、住房、教育、医疗、社保等方方面面，客观上必然给城市资源供给带来压力，给城市公共管理带来挑战。

　　住房是首当其冲的问题。“家庭化”流动客观上给农民工居住形态的稳定性提出了更高要求。调查显示，在浙江，农民工中居住在出租房屋和单位内部宿舍的比例逐年增加，并且已占农民工总数的86.37%。上海市近些年的流动人口中，大约有10%的人口稳定居住在城市中。

　　然而，这些“蜗居”在城市的农民工往往是一套公寓几家人住。在广州的城中村或城乡接合部的出租屋内，记者发现三四十平方米的房子常常是两户农民工家庭“拼”住，一户住里屋，一户住客厅，厨房、卫生间公用。

　　近十多年来，尽管农民工的收入水平逐年增加，但是还是远远低于城市居民平均收入水平。面对高昂的房价，大多数农民工对在城市买房几乎是“不敢想的”。申明启说，深圳的高房价是他留下来最大的障碍。其次，就是孩子的教育。

　　目前，只有深圳、上海等极少数城市取消了义务教育阶段孩子的借读费。在广州打工15年的贺先生之前看到报纸说广州会对外来工子女取消借读费，以为儿子上学可以免费了。后来才知道外来工没有一定的学历和职称是享受不到的，只好老老实实交借读费，然而，这笔开支对于家庭月收入不足2000元的他来讲，“真是交不起！”

　　即使在取消了借读费的深圳，由于受高考必须回原籍的政策限制，很多农民工不得不在子女读完小学后将其送回老家读初中。刘银花说，孩子初中一定要在家里读，因为考试制度的户籍限制，孩子必须回到户口所在地考试，两地的教育体制和内容都不一样，她担心会耽误孩子。“如果孩子的户口问题解决不了，我们全家只能选择五年后离开深圳。”

　　根据广东省政协专题调研组的调研报告，广东外来工子女以每年27万至30万人的速度在增长，总数及增幅均居全国首位。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在全国“两会”上表示，仅东莞一个市，每年要解决5万外来工子女的上学问题，财政上就要投入15亿元。

　　引发农村留守老人隐忧

　　家庭化迁移，同时使农村出现越来越多的留守老人。他们生活上缺乏照料，过着“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的寂寥生活。

　　据了解，目前中国农村有这样的留守老人2000多万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专家指出，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家庭化迁移不可避免。但相关人士警告说，由此衍生的农村留守老人群体如果得不到足够重视，有可能引发一系列问题。比如，老人一旦病重很可能来不及抢救，或者遇到突发灾害躲避都困难。

　　内蒙古高茂泉村有200多户村民，一多半的家庭已外迁，留守在村里的50岁至80岁的人接近300人。过年过节，村里会去看望他们，发放一定的慰问金和低保金。党支部书记刘三堂认为，将来周围几个村子可以联合建立养老院，解决老人们的养老难题。

　　专家认为，户籍制度和土地流转政策改革是解决农村留守老人问题的关键。让农民工在城镇落户，通过出让土地换取资金在城市购房，才可以将老人转移出农村生活，解决后顾之忧。在福建省，有些农民将土地长期出租后，用获得的租金在附近的县城买房，并把老人也接过去一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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